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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为3G的鸿门宴买单

发布时间:2020-02-11 05:47:34 阅读: 来源:点钞机厂家

【导读】带动就业,难免有些一相情愿的感觉。最主要的问题是——有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?

五十年前,一位伟人大手一挥,说了一句怎么听都是至理名言的话: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!于是三门峡水坝在六十年代初应运而生。黄河下游的水变清了,泥沙囤积在三门峡以上,不仅牺牲了关中平原的百万亩良田,还导致

原本风平浪静的黄河支流渭河因为泥沙囤积河床升高变成了“地上河”,后来发展到黄河水威胁到西安。这位伟人又把大手一挥,说了一句怎么听都豪气冲天的话:不行就把三门峡给炸了。于是,三门峡工程很快就成为了黄河上一个没有任何水利作用的摆设。

南辕北辙式决策,效率越高,结果就越不堪设想。近来,3G即将在中国上马的消息风生水起,新通讯网络建设的投资估计在5000亿到6000亿左右,相当于三峡工程的3倍。如此巨大的投入,在实际需求并不确定的情况下,搞不好会将设想中的“3G饕餮盛宴”变成充满风险和变数的“鸿门宴”。

谁来为中国的3G买单?仅仅把3G建设描绘为下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拉动内需,带动就业,难免有些一相情愿的感觉。最主要的问题是——有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?

需求绝对不是靠技术升级就能带动的。目前的2G移动网络,在现有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已基本满足了通话的需求,需要多媒体等信息增值业务的用户,也有移动的GPRS,联通的CDMA 1X等2.5G业务可以选择,因此客观上中国市场对于3G的需求明显不足。

在移动通讯市场,联通CDMA算是技术先进的(实际上是中国加入WTO之前向美国利益妥协的产物),但经营数年后,在基本处于亏损的情况下用户总数不足3000万,绝对算不上技术先进的小灵通用户三年内却达到了7800万。这说明:技术发展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实际的需求,只有当价格水平与用户的需求最接近时,市场才能有最大的空间。

预算几千亿的3G网络,绝对不会把降低资费水准作为出发点,就像谁买辆“法拉利”都不是为了省几升汽油钱。那么一定需要大规模的增值服务,如可视通话、视频点播、手机游戏等等,但实际需求从哪里来?联通的CDMA网升级到3G标准WCDMA算是路径最短的,就算现有的近3000万CDMA用户全都变成3G用户,现在联通的这一块业务尚且不盈利,技术升级后到底是增加盈利还是增加亏损? 逻辑上很容易找出答案。

国内有多少对于3G的需求?电信研究院进行的“全国移动用户调查”是这么得出结论的:在北京、上海深圳等大城市,从每月手机费200到250元以上,且同时必须是手机手机炒股、手机上网的用户中进行调查,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,被调查用户中有55.52%愿意使用3G业务。

问题是这部分人到底能占移动用户总数的百分之几?在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”的调查结果又能说明什么?这类的问题也同样设计为: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,你是愿意住在东方广场那种地段还是住在五环路以外,恐怕选择前者的比例会更高。以此做出的结论恐怕除了给赵本山“忽悠系列”小品做点素材之外,没有什么其它的用处。

现实的情况是,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,3G仍没有充足的市场空间,在欧洲第一大通讯市场的英国,只有6%到7%的移动用户每月花费超过50英镑;在欧洲第二大通讯市场的法国,政府下发了4张3G牌照,但2004年起只有一家运营商(orange)在做3G服务,而且只在三个城市图卢兹、戛纳和里尔试点。在中国香港地区,和记黄埔的3G网络覆盖率到99%的地区,从2004年初推广一年多以来,也只有32.5万用户,不到当地人口总数的5%,3G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门庭冷落,内地的市场空间又能有多少?

实际上,全球范围内,3G的用户总数也不到5千万,全球100多个3G网络没有一个实现盈利。在欧洲的3G用户仍是以话音业务为主,对于多媒体增值业务的需求严重不足,亚洲最早的3G运营商和记黄埔则亏损多达2400亿人民币。

可见,3G需求不足是不争的事实,在年人均收入收入刚过1000美元的中国内地大规模推广,想在几年后实现移动通讯增值业务的大面积盈利,基本上属于“空中楼阁”式的设想。

另一个问题是,3G在中国内地是否可行,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,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,到2007年底应全面放开通讯市场。将市场经济定义为“政府宏观调控,让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”的论调已经耳熟能详,但从出租车的运营价格,到电信不合理的月租费,都由各级政府决定,这到底是“宏观调控”还是“微观调控”?

同样是有政府背景的专家吹风: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大规模部署3G。这个几千亿的项目能否适合合中国国情?在多大规模上试点,本该由市场来决定,像前面提到的法国从三个城市起试点,一旦在内地大规模部署3G,不管运营商的盈亏,消费者有没有得到实惠,最直接的受益者无疑是拥有大量3G技术标准的国外通信技术公司,如诺基亚、高通、爱立信等,也就是说一旦大规模使用了他们的专利技术和相关设备,外国公司先稳稳地从中国市场拿到第一桶金,而风险则由广大的纳税人、投资人和本土的运营商共同承担。权益比重如此失调,也就无法排除决策过程中有利益集团谋求“权力寻租”的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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